《刺客聂隐娘》写意海报

　　替父从军花木兰、慧眼识珠红拂女、沙场女将梁红玉、女中丈夫秦良玉等“女侠”无疑巾帼不让须眉，成为千百年来励志标本。只不过，人们很难从片言只语的史料中，挖掘她们的真性情，倒是古代笔记小说中的女侠形象恰到好处地满足了现代人的好奇心。

　　2015年香港导演侯孝贤根据《唐传奇·聂隐娘》改编拍摄的电影《刺客聂隐娘》，讲述了唐德宗至唐文宗执政时期“女侠”聂隐娘的故事。“聂隐娘者，贞元中魏博大将聂锋之女也。”聂隐娘10岁时，有一尼姑到聂锋家讨饭，见到隐娘，特别喜爱，便想收为徒。“锋大怒，叱尼”，尼姑告诉聂锋：“你就是把女儿锁在铁柜中，我也能偷去。”当天晚上，隐娘果然丢失了，聂锋大吃一惊，令人搜寻，没有结果。五年后，尼姑送回隐娘：“我已经把她教成了，现在还给你。”

　　聂隐娘对父母回忆五年经历也暴露了她的真性情：到第五个年头，尼姑又说，某个大官有罪，无辜害死很多人，你晚间可到他的房中，把他的头割来。于是，聂隐娘带着匕首到那房中，从门缝中进去，一点障碍没有，爬到房梁上，直到天亮，才把那人的头拿回来。尼姑师父大怒：“你怎这么晚才回来！”聂隐娘回复到：“见前人戏弄一儿，可爱，未忍便下手。”

　　古人的这类记载，其实是对缺失的“侠”和“义”寄托以及对江湖世界的浪漫想象。这一尼姑何以判定“某个大官有罪，无辜害死很多人”？采用私刑的方式绝对寻不来真正的“义”，以一己好恶或个人标准衡量罪与非罪，更可能滥杀无辜。

　　聂隐娘父亲去世后，魏帅花重金雇聂隐娘做了贴身保镖。宪宗元和年间，魏帅派聂隐娘刺杀政敌陈许节度使刘昌裔，聂隐娘为刘节度使气度折服转而投靠过去。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刘昌裔从陈许调回京师，聂隐娘不愿跟随去京，便隐居起来。唐文宗开成年间（836至840年），刘昌裔的儿子刘纵任陵州刺史，“至蜀栈道，遇隐娘，貌若当时”，聂隐娘提醒刘纵“抛官归洛”，“自此无复有人见隐娘矣”。门客出“侠士”或“侠士”充门客，这是中国古代一个有趣的现象。

　　五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的荆十三娘也是一位快意恩仇的女侠。荆十三娘是唐末一位商人的女儿，因丈夫早亡，在苏州支山禅院为丈夫设斋祭奠，正巧侠士赵中行到苏州旅游，“旅舍支山禅院”。作为豪侠赵中行铁杆粉丝，荆十三娘“遂同载归扬州”。一路上，赵中行仗义疏财，耗费了荆十三娘不少银子，荆十三娘毫不介意。赵中行的朋友“李正郎弟三十九”，“有爱妓，妓之父母，夺与诸葛殷。李怅怅不已”。李三十九郎惧怕慎诸葛殷权势，只能“饮泣而已”。荆十三娘知道后非常气愤，她对李三十九郎说：“此小事，我能为郎仇之。六月六日正午时子润州北固山等我。”到了那天，荆十三娘果然提着妓及妓之父母首级在约定地点交货。之后，荆十三娘“与赵同入浙中，不知所止”。

　　清代无名氏著长篇小说《绿牡丹全传》中的“女侠”花碧莲文武双全，内柔外刚，尤其她冲破封建礼教束缚、大胆且直率追求爱情的故事，丝毫不逊色于现代“潮女”。

　　花碧莲立志不嫁庸俗，便以“顽把戏”为名，周游各府州县，以此方式择婿。有一次，淫邪之徒尚书之子王伦，以请演“把戏”为名，将花碧莲母女骗进府里后动手调戏。花碧莲大怒，“遂卷手持拳”抓王伦，在家奴拦阻下，王伦逃走。花碧莲便对王家恶奴一顿爆揍，“遇脚之人身伏地，连拳之将面朝天”，打得王府家奴屁滚尿流、鬼哭狼嚎。她最后杀了出来。

　　花碧莲的柔情多于侠性，她选中将门虎子骆宏勋后，就不管不顾地疯狂追求。有次，花碧莲在年久失修的四望亭上失足跌下，恰巧被骆宏勋赶来接住，昏迷中听说被意中人抱住，偷偷睁了一下眼，“遂故意将眼合上，只做不醒神情，又将身子向骆大爷身上又贴了两贴……”

　　学者苏则在《中国古代侠义精神之内涵究竟是什么？》中评述，古代游侠行侠仗义，并没有后世文人拔高的那种理论高度，他们的侠义原则，基本体现在具体的人际关系中，和抽象的“国”“民”关系都不大，用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来概括古代游侠传统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不过，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对侠义之士颇为简明的概括却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价值：“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戹困。”

　　古代笔记小说等典籍中的“女侠”，无论虚构抑或真实，皆为“学习、行动、达成梦想”的“行动派”，都有“敢爱敢恨、明辨是非、疾恶如仇”的真性情。故而，她们不需要像孟子笔下的君子那样，充满道德紧张，而是王维所描述那般：行到水穷处，坐看风云起。

　　这真是一幅美丽又虚幻的水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