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森是令我颇感意外的一个美国年轻人，我是在研究生课堂上认识他的。当我向他询问经常使用什么社交媒体时，他回答他没有使用任何一款，联系朋友只是打电话、发短信，我不禁讶异。当然，对更多人而言，社交媒体不可或缺，它不仅深深地嵌入了人们的生活，甚至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如，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些荒诞不经的谣言正是借由社交媒体广为传播，无形中增加了人们的恐慌，比如曾经有传言说5G网络会导致病毒的传播，更有甚者，竟然相信“多喝水能排出病毒”，或者怀疑“吃中餐会感染病毒”。

　　著名科技作家尼古拉斯·卡尔肯定地断言，在我们尽情享受互联网慷慨施舍的过程中，我们正在牺牲深度阅读和深度思考的能力。因此他把自己的新书直接命名为《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并声称“我们越来越多的人生体验通过电脑屏幕上闪烁摇曳、虚无缥缈的符号完成，最大的危险就是我们即将开始丧失我们的人性，牺牲人之所以区别于机器的本质属性”。

　　不像是洒脱的伊森，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不管愿意与否，我们都已经被各式各样的社交媒体裹挟，它构成我们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很少有人思考，社交媒体究竟如何运作，它的本质是什么，又如何影响甚至改变人类生活。杰夫·奥洛威斯基导演的纪录片《社交困境》访问了曾经在谷歌、脸书等知名社交媒体工作的专业人士、公益组织等，正是试图揭示社交媒体的那些“隐秘的角落”——这些看似温情脉脉，充斥着欢乐、奇幻元素的网络“宠儿”，是如何通过数据、算法及眼花缭乱的设计去操弄人们的行为与观念。

　　很多人以为，我只不过是和朋友用一种新颖的方式联系，不过是观看了一些喜欢的视频或者贴文，并没有损失什么，但这恰是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正如那句名言：“你没有花钱买产品时，你自己就是产品。”我们将社交媒体作为一个交流的“工具”，而在社交媒体公司看来，每一个用户不过是一组数据、一个运算节点，通过大量收集用户的信息，通过复杂的算法，它就能准确地分析每一个用户的性格、偏好，甚至什么时候寂寞，什么时候焦虑，进而有选择地推送有商业价值的内容或者广告。也就是说，社交媒体仅仅通过出售用户的注意力，就能获得巨大的商业回报，它成为一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监控资本主义”。

　　对于一般用户而言，在精密的算法诱导下，对社交媒体的成瘾几乎不可避免。放眼望去，多少人盯着手机目不转睛？除了人们自身的社交需求，社交媒体的智能推荐还提供“间歇性正增强”，人们就不停地刷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信息。这就像“毒品”，几乎成为一种生理需求。社交媒体成瘾问题，对青少年的影响尤其严重。美国1996年之后出生的一代，伴随着社交媒体的诞生成长，被称之为Z世代，他们受到的影响更大。社交媒体上的点赞、加心、竖起拇指等设置，构成一种激励的短期信号，让青少年按照所谓的完美标准去改变自己。

　　有一本书叫《给孩子的网络生存手册》，书中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典型现象：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手机、ipad变成了最好的哄娃利器，而大街上、公园里，很多频频关注手机的年轻父母对自己身边的孩子视若无睹……

　　可怕的是，社交媒体不仅收割青少年的注意力，还在控制他们的价值观与自我认同，这加剧了焦虑、抑郁症的发生。据统计，2011年以来，美国非致命性自伤而送医急救的少女，增加了三倍多；10到14岁年龄段女孩的自杀率增长了151%。几乎所有这些社会“病症”，最终都指向了社交媒体。

　　这部纪录片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展示了社交媒体的运营逻辑，不仅仅是对个人，还加速着社会的撕裂。不同于现实社交的随机性，基于网络的社交媒体通过算法安排人们的社交，推送符合具体个人偏好的内容。沉溺于社交媒体中，不断地看到类似的信息或者观点，就会认为大家都和自己持有同样的想法，这进一步加强了自己原有的信念。人们在不同的社群中接受不同的信息，基于不同价值观产生不同的认知事实，于是就形成政治两极化现象。在美国，共和党的支持者认为民主党威胁美国的生存；相反，民主党人认为共和党才是民主的敌人……

　　政治观点的歧异或许尚可容忍，严重的是，有时社交媒体导致的政治极化还可导致社会的混乱与暴力，如缅甸广泛应用的脸书，由于曾系统性地散播民族宗教的仇恨性言论，导致当地罗兴亚族穆斯林遭到暴力对待，数十万人不得不避走他乡。再如美国的“黑人命也是命”运动，各种社交媒体片面、极化信息的传播，恐怕也是重要的动因。基于不同文化或者利益，任何社会都存在不同的意见，但经由社交媒体，长期在类同社群中只看自己喜欢的信息，各人只信自己认同的观念，社会就无法通过协商促成共识，社会问题就不能有效解决。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社交媒体的普及，似乎增加了获取知识的可能，但人们为什么还会相信假新闻？首先是因为现在的图像、视频编辑技术十分成熟，人们很难获得原初的真实，眼见不一定为实。

　　其次，互联网看起来使知识更易获取，但实际上，在未经科学思辨的训练之下，信息爆炸增加了人们的盲目性。正如斯坦福大学科学史专家罗伯特·普罗克特在研究烟草行业宣传中创造的新词“比较无知学”：面对有意识地散播的混淆视听的各种健康理论，消费者实际变得更无知，而实力雄厚的行业就是通过营造无知氛围来推销自己的产品。

　　最后，我们总以为算法是科学的、客观的，实际并非如此，它们是由人操控的，充斥着利益算计的主观性。因此，有研究发现，在社交媒体上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比真的新闻要快六倍，因为耸人听闻的阴谋论、假新闻更能吸引眼球，进而也更容易使网络公司赚钱。是故，近年来暗藏儿童贩卖的“披萨门”“地球是平的”等网络假新闻层出不穷，其中原因是，社交媒体的算法或人工智能解决不了假新闻的问题，它只能使不同群组中人们的认识更加歧异，难以形成关于真相的共识。

　　《纽约时报》畅销书作家乔恩·罗森用了三年的时间，周游世界拜访了众多起“人肉世界”的受害者。这些被“人肉”者因为在公众场合或者社交媒体上发表了一些错误的言论从而招致毁灭性的羞辱和“人肉”。“公众的羞辱如同一阵飓风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还波及了他们的生活半径的其他人，他们被羞辱、嘲笑、妖魔化，他们无力申辩。这场羞辱的复兴运动正席卷我们的土地，正义被大众化，沉默的大多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话语权，但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运用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自行定义正义的边界，我们无情地寻找他们的缺点，羞耻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控制的方式。”他说：羞耻，是这个世界最被低估的力量……

　　经过十余年的迅猛发展，中国的互联网产业，以及社交媒体已然规模庞大，《社交困境》虽然讲的主要是美国，但仍然给我们诸多启示。类似美国的Z世代，我们周围的孩子同样因互联网、社交媒体而改变，他们在现实中或许孤僻、自我封闭，但一进入社交媒体就显得兴奋、活跃。每当看到处于成长关键期的孩子们，在“间歇性正增强”“黄金六秒原则”等等的算法中止不住地刷手机，在抖音、“王者荣耀”的虚拟世界里流连忘返，都不能不让人产生深深的忧虑。对于社交媒体公司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我们不能仅仅期待其自律，更应该强化外部的法律治理，通过更明确的法律指引或规制，对网络用户数据信息，尤其是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予以保护。

　　在这么一个全新的领域中，网络运营、人工智能等方面技术专家的道德良知与责任感尤为重要，正如该片中前谷歌设计伦理师崔斯坦·哈里斯，他强烈建议在社交媒体等网络产品设计中加入伦理考量。他离职后创办“人文科技中心”，利用各种机会呼吁人们重视社交媒体的伦理问题，他说，科技进步同时是“乌托邦和毁灭”（utopiaandoblivion），“我们创造了它，我们也有责任改变它”。

　　或许根本的原因在于，在文明和健全的社会，“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人的价值、尊严应该得到最高的尊重，而不能仅仅被作为可资发掘与利用的“资源”。